公共秩序体现了社会公共利益，禁止滥用私权，要求行使民事权利的同时，也要履行民事义务，鼓励见义勇为和救助行为，维护英雄烈士的人格利益。

一种方法，即规范分析法律概念。对于这个观点，哈特自己还是相当坚持的。

应该说，这些都是初步的介绍。相反，如果哈特有充分时间深入思考，那么，我想他会在实证主义法学中发现更加符合自己思想体系要求的认识。尽管有些拗口，但是，这段话的意思还是明确的，即法律之所以是法律，无须要由道德确认。一个改造，即将法律即命令学说改造为法律是规范的学说。一方面，哈特坚持法律与道德两分，坚持从规则开始论证自己的观点，他讲到规则的分类 （主要规则与次要规则等等）、规则的体系、规则的意义等等。

总之，哈特的上述观点，与其上下左右的观点都缺乏直接的逻辑联系。从哈特的相关文字和该段文字所占篇幅 （一页）来看，哈特的探索还是一种尝试。在这个意义上，法律多元主义理论往往与帝国秩序乃至国际秩序的建构联系在一起。

中国法如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法律建立起有效的协调和对接机制等等。因为从清末法制改革以来，我们自己对法治的理解就已不自觉地戴上了国家法一元论的有色眼镜，只承认由国家立法颁布的形式化的文件具有法的正当性。(10) 关于词与物的区分来源于福柯，参见：〔法〕米歇尔·福柯著：《词与物》，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如何处理公民个体与帝国联邦主权建立之间的关系等等。

(32) 这恰恰表明，中国的法律多元主义理论和实践已经告别了移植法与本土资源之间对立所形成的转型的法律多元主义，从过去强调国家法一元论转向常态的大国法治的建构乃至全球秩序建构中的空间的法律多元主义，转向在重建核心价值过程中展现出来的有更高道德追求的精神性的法律多元主义。其结果，执政党的党员被混同于普通大众，普遍丧失了明确的政治意识、使命意识，党的纪律松弛、组织观念淡薄，以至于腐败奢靡之风盛行。

(6) 郑戈著：《法律与现代人的命运 : 马克斯·韦伯法律思想研究导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批判复转军人进法院促使国家实行统一司法考试推动了法律职业精英化，对北上广地区或许必要，但却导致中西部基层法院没有足够的合法法官，出现大量临时法官审判最后又借用某个有资格的法官来签发判决书的局面。(14) 特别是在法律现实主义者看来，法官在司法诉讼中面临的恰恰是法律多元主义所提供的各种法律渊源，包括立法、判例、政策、道德准则、习惯和惯例甚至教义学说等等。如何处理美国宪法与域外准殖民地法之间的关系。

六、结语 回到我们所讨论的法律多元主义理论，这意味着要区分三种理论类型。司法改革天天讲，改革模式就像钟摆一样来回摇摆，最终是在削弱司法权威。(9) 苏力著：《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19) 关于大国法治的论述，参见徐显明：《走向大国的中国法治》，载《法制日报》，2012年3月7日。

一方面中国的法治理论往往无法有效指导法治实践。张世明著：《法律、资源与时空建构：1644–1945年的中国》，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

这种法治恰恰建立在多元社会且社会自治的基础上，国家司法是在面对法律多元主义的局面，并且只有在其他法律面对纠纷解决失效时，才作为被动消极的程序性仲裁者来解决社会的纠纷。苏力也因此被看作是反对法治的本土资源派，在高唱法治赞歌的主流法学界始终被看作是异类。

(9) 苏力使用这个书名本想提醒国人注意本土资源对于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意义，但主流法学界却简单粗暴地把他看作是捍卫本土资源的代表，而忽略这本书的核心观念乃是他们所赞美的法治。在西方理论文献中，关于小国与大国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共和政体与君主政体的讨论上，(15)而忽略了其中关于法律一元主义和法律多元主义的差异。香港普通法所展现出来的就是这样一种法律多元，它是基于区域、历史传统和生活方式的不同而形成的。(22)当代中国作为一个拥有复杂社会结构、多样族群和宗教的文明大国，无疑要继承中国古典多元主义法治的传统，为法律多元主义法治开辟新的空间。(26)毫无疑问，党规党法就属于这样的高级法，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从一开始就不是普通公民，对于执政党作为领导国家的先锋队集团，就必须要有比法律更高的政治纪律、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的要求。反过来，按照西北基层地区的标准统一强调搞大调解，以人民满意为标准，又让北上广专业化精英法官们心里堵得慌。

(23) 如果说西方现代法治理论以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为依据，以主权国家的政治秩序作为思考法治的尺度，那么现代新型法治理论必须超越西方的现代化道路，超越西方主权国家的政治想象，以更大的帝国乃至全球人类文明秩序的建构作为思考法治的尺度。在一个霍布斯自然状态想象所展现出的低级欲望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家法体系中，党规党法问题说到底是是否容许心灵高贵的群体在其中确立自己生活的法。

(18) 对人大释法的政治功能和法律技艺的讨论，参见强世功：《文本、结构与立法原意：人大释法的技艺》，载《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法官正是对这些多元主义法律进行比较取舍，才能得出最终的判决。

(32) 在苏力讨论秋菊的困惑之后，法学界围绕《秋菊打官司》这部电影展开了持续的讨论，已经产生了一大批研究文献。正是在这个背景下，《秋菊打官司》一下就唤起了中国法律学人的共鸣，因为这是中国百年来法治传统建构中普遍面临的问题，每个中国人心中其实都若隐若现地怀着类似秋菊的困惑。

第二种是笔者在前面提到的基于空间地理形成的法律多元主义理论，可以称之为空间的法律多元主义。这样基于信仰价值追求所建构起来的法律多元主义恰恰鼓励人民用更高的道德价值规范来要求自己，如果所有公民都能够按照比国家法拥有更高道德价值要求的法来自我治理，那么国家法不就获得了自我执行，法治国家不就更容易自动运转起来吗？ 如果我们的法学理论能够自觉区分这几种形式的法律多元主义，就会看到在人类历史上，转型的法律多元主义实际上出现在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就是西方文明在向全球推广其法律制度从而与非西方文明的法律之间构成了法律多元主义局面。且不说清帝国面对满、蒙、藏、汉所建构起来的庞大的法律多元主义结构，(20)仅仅其内在的礼法结构就应当被视为一种法律多元主义的典型。(24) 然而，必须认识到，作为多元法律基础的国家法律仅仅是对公民外在行为的底线要求，因为在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中，国家法只能作为底线来确保多元局面共存的共识基础。

然而，随着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移植而来的西方法已经慢慢成为中国社会生活的一部分，逐渐在中国的现代生活中扎根生长。而在国家法的基础之上，法律多元主义就是鼓励公民遵守比国家法具有更高道德伦理要求的法，从而在国家法的底线基础上，生长出自我规范、自我要求和自我期许的法，鼓励更多的人去追求更美好的生活。

赵晓力：《通过法院的治理：80年代以来中国基层法院对农村承包合同的处理》，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4月第2期。如果从英美法系的传统看，现代法治的建立不是要用国家法来摧毁诸如民间习惯法及其他形形色色的法律，反而要肯定并支撑民间习惯法乃至社会生活中其他类型多元主义法律规范的正当性。

这样不仅无法理解传统社会中丰富多彩的礼制的意义，也无法理解现代社会中丰富多彩的党规党法的功能。一国两制被看作是中国特色，然而无论是中国特色，还是一国两制，只是对具体经验对象的直接描述，而没有上升到学理上的分析性抽象。

（原载《东方学刊》第二期） 进入 强世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国家法一元论 。强世功著：《惩罚与法治》，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年。中国要建构的大国法治不是西方式霸权帝国的法治，而是一个吸纳各种外来因素的包容性大国的法治。(17) 因此，美国宪法中的重要议题就在于如何处理联邦法与州法、州法与州法、州法与印第安部落法的关系以维持帝国联邦构造。

让秋菊的生活方式和秋菊的法与城市人的生活方式及其法共存，而不是用城市人的法来消灭秋菊的法。然而，在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的冲击下，中国知识界普遍渴望像日本那样加入威斯特法利亚体系中获得认可，以至于自觉不自觉地以欧洲主权国家的想象来改造中国。

如果一个国家不希望自己的公民仅仅为了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欲望锱铢必较，如果一个国家不希望仅仅用统一的国家法律来凝聚国家力量，增强国家实力，而是希望每个公民追求有伦理品德的幸福生活，希望国家多样的自由空间激发出文明创造的力量，那么就必须重新思考法律多元主义这个主题。法学界常说的两岸四地三法域实际上是对中国法律多元主义法治格局最生动的描述。

借助苏力的一本书名，那就是《道路通向城市》。(3)当然，赵晓力的分析非常节制，仅局限于生育本能。